“延安时期的中央图书馆（王仲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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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央图书馆，曾经为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订政策，指导中国革命和延安整风运动以及中央机关同志们的工作学习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重视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

　　1937年1月，中央和红军总部由保安进驻延安，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研室等单位通过种种渠道搜集到部分书刊，设立于本部门的图书室或材料科(室)。但由于各机关主要任务性质的不同和其它条件的限制，规模都很小，藏书量有限。老将军莫文骅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同志在延安研读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又组织《战争论》的学习小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可见当时的图书非常缺乏。另外中央各机关经常因为研究和制订政策或其它工作需要，在报纸上刊登征求文献的启事。如1941年5月29日、30日中央秘书处连续在《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0年九、十月间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在延同志如有此二文献或其一者，请从速寄交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中央秘书处五月二十八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单位电都以各自的名义刊登过征求图书资料或查找遗失图书的启事。

　　1941年9月，中央召开整风运动会，会后成立了以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延安及各地方也都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

　　1941年12月2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同志提议，“会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图书室，征集时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参考”。因此，1941年中央图书馆成立之初称作“中央图书室”。1943年3月1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同志清查图书材料，订阅外文版书报杂志。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撤并了部分单位，成立了由为局长、为副局长的中央研究局。研究局内设三个部门：党务研究室(主任王若飞)、材料室(主任邓力群)、图书馆(负责人陈真)，此时中央图书室正式更名为中央图书馆。负责人陈真(后任副馆长，实际主持工作)，广东三水人，1938年10月入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工作人员先后有徐亮、杨荃、叶德春等。馆址设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石楼下两个大厅内。书记处对图书馆提出的要求是“图书完备，专供研究机关及中央各部委工作人员之用”。1996年4月，为“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专程回延安时，曾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旧址内，向陪同人员深情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在这里领导中央图书馆工作的情景。

　　同志对中央图书馆的建设极为重视。1932年他在中央苏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亲自命令红军将打下闽南重镇漳州意外搜集到的大批图书运回临时中央政府驻地江西瑞金叶坪，并创建了中国领导下的第一个国家图书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为苏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9月11日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还不到一年，各方面困难都非常多的情况下，就在由他起草与周恩来、博古联名致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志的电报中明白准确地提出“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队的包围之中，图书来源十分艰难。中央图书馆(室)成立之初首先得到了许多同志的捐赠，、洛甫(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工稼祥、罗迈(李)、、、等同志以及叶子龙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都给中央图书馆赠送过他们个人的部分书籍，这些书基本厂都盖有他们个人的藏书章或签名。在目前中宣部图书馆保存的藏书中，盖有藏书章的还有近二百册，以哲学、历史类为多，其中有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美国学者杜威的《哲学之改造》、《思维术》、《思想方法论》，以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朱生萍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陈启夫的《中国法家概论》和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等。赠书的书名页或封面都盖有蓝色“”行草签名章或长方形“毛氏藏书”或正方形红色楷体“印”等不同印记。朱德、王稼祥、罗迈(李)也把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非常珍贵的资料、1938年第一版20卷本红色布面精装《鲁迅全集》，捐赠给中央图书馆。朱德盖的印章是蓝色手写体，王稼祥盖的印章是红色手写体，李盖的印章是正方形红色刻有“罗迈之章”。周恩来捐赠的书都有他的毛笔字签名，像《严复思想述评》在扉页上就写有“周恩来，三十一，十，重庆”。周还将重庆文化友人侯外庐、洪深等作家写有送给他个人赠言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等书也捐赠出来。

　　为了充实馆藏，周恩来通过西安、重庆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选购了大量图书；范文澜经过张闻天特批由地下党弄到延安30大箱图书，其中有不少古旧线装书?中央也曾多次秘密派人到国统区或沦陷区采购书籍，通过层层封锁线带进延安，有的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当时会部部长康生在一本《英德字典》上题词，“纪念交通人员因采购敌伪书刊牺牲的同志”。中央图书馆藏书另一个来源是，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因整风运动需要，并人中央党校，编为第三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近万册藏书都转到中央图书馆。另外由中央办公厅出面，把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中央政研室资料室、中宣部材料科、中组部训练班图书馆、中财部图书室等单位的图书资料集中到一起，也都交给中央图书馆，这些图书有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过来的。还有不少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国内外友好人士、进步团体，也给中央图书馆赠送过一些书籍。当时因为抗战的需要，美军在延安派驻了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他们的飞机来往于重庆，经常带来一些大后方的报纸和外文期刊，这无形中丰富了中央图书馆的馆藏。

　　中央图书馆的藏书以社会科学为主，包括了古今中外许多学科的一些重要著作，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有陈望道、成仿吾、博古等翻译的各种版本的《宣言》和俄文版、中文版全套的列宁选集及单行本。有各解放区出版的《选集》和其他同志的著作、中央的一些历史文件集，还有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图书占多数，像解放社、延安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等；也有上海、重庆、桂林、昆明、汉口等地出版的书籍，还有沦陷区的辰光书店、高原书店出版的图书。像郑振铎编辑的12巨册精装本的《世界文库》，珍藏在精致木盒里的《全唐诗》。有老子、韩非子、列子、淮南子等的哲学论著；有《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诗品》、《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文学作品；有夏丐遵的《文心》、胡风的《文学与生活》以及杜威、陶行知等人的教育学著作。有茅盾、巴金、朱自清、何其芳、丽尼、陈荒煤等人的散文集，有《稗官野史》、《明清传奇》、《元明杂剧》等古代笔记小说和话本，有王尔德、安徒生、史旦培克等人的童话、戏剧和小说。为了向敌占区的人民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中央图书馆还藏有一些“伪装书”，例如，有的图书封面印的是《文史通义》，内容却是1938年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有的书封面是《美军登陆与中国前途》，内容却是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其他的还有一部分“切边书”，主要是当时野战部队的干部战士和在敌战区工作的同志，为了携带图书的方便或便于隐藏，将图书的天头、前口和地角都裁掉，只留中间版心的内容，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礼拜六》等。

　　中央图书馆的报刊资料收藏得也颇多，不仅有当时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太岳日报》、《抗敌报》、《拂晓报》、《人民报》、《子弟兵报》、《江海导报》、《江潮报》、《挺进报》、《战友报》等，还包括中国早期刊物《新青年》、《向导》、《先驱》、《》、《前锋》、《布尔塞维克》、《政治周报》、《红旗》、《红旗日报》和中央苏区的机关刊物《斗争》、苏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除此之外，中央图书馆还收集有统治区各党派、社会团体、书报社等出版的报刊，以及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出版的外文报刊。中外文报刊总计在200种以上，由此可见，中央图书馆的馆藏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上，都是延安当时顶级规模的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的管理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整洁、宽大。明亮的借阅大厅，里面摆着一排排褐色的书架，架上摆放着近期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供读者自由翻阅。入门处陈放着目录柜和办理借还手续的条桌。该馆对搜集到的每一册书刊都作详细的登录，并在书名页上加盖蓝色圆形，刻有“中央图书馆”或五角形，刻有“中央图书馆藏书”字样的印章。图书目录既有传统的按书名、作者分类排的卡片式目录，还编有书本式目录。目录不仅本馆存有，还分发给领导和相关的单位。目录共含馆藏中文普通图书六千多种(尚未包括外文，教材、线装书和报纸、杂志)，书后还附有延安其它图书馆两千多种重要图书目录，供读者查找。馆里还制订了比较详细的借阅规则和制度，对图书的借阅手续、借阅数量，借阅期限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图书资料十分爱护，图书在流通过程中略有损坏，总是及时修补好。遇到有不慎将书遗失，他们总会想方设帮助找到，有时实在找不到，就报上刊登启事。1945年12月31《解放日报》头版左上角就刊登过一则《寻书启事》：“本馆科学大纲第四册，被一位同志于12月15日在中央大礼堂听选举报告时遗失，如有拾得此书者，请挂号寄交杨家岭本馆，不胜感谢!中央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在为党同志和中央机关服务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经常派人到中央图书馆借书，每次他都自己开列书单，由负责给他管理图书等工作的秘书柴沫(“文革”前任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或者警卫人员去借，并按时归还。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也派人到中央图书馆借过图书，是借书最多的读者之一。当时中宣部工作人员、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曾彦修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问过图书馆工作人员，延安各首长，谁来借书多?他们都说是。1943年秋山、重庆回延安后，也无特别的大事，林派秘书来借书，并在一定时期来换借新书；所借书以历史、哲学、军事三类为主。”中央各机关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在起草文件、制订政策及准备会议材料时，也常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方便读者，做了大量的剪报资料和专题索引。

　　中央图书馆除为中央机关服务外，也向延安其它机关、学校的部分人员开放。中央党校俱乐部在业余编排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评剧《逼上梁山》时，剧本所用的图书很多都是从中央图书馆借来的。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延安中学的一些教员因研究或教学的需要，在本校图书馆找不到的资料，也到中央图书馆去借阅。在延安曾帮助工作过，从40年代到本世纪初一直在中央较长书馆(现中宣部图书馆)借阅图书的史敬棠，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一到节假日、中央图书馆总是挤满了读者，有的人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专程跑去借阅，有的单位距杨家岭较远，一次往返走三十多里路也在所不惜。我所需要的书大多数都能够找到，中央图书馆对我工作的帮助非常大。”

　　1947年3月，军队重点进攻延安，中央图书馆工作人员陆续随中央后委机关，撤退到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书刊的清理工作从1946年11月开始，根据同志“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的指示，除带走一些重要的报刊和少量的珍贵图书外，将在部分图书都装进了木箱子就地掩埋，少部分内部书籍和资料突击销毁了。延安收复后，中央曾派去取运当时埋藏的图书，虽然很多埋书地点遭敌人破坏，但是在边区政府和延安人民的配合下，还是找到一批包括中央图书馆藏书在内的中央各机关埋藏的图书，这些图书连同先前转移，以及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央政研室等单位历经战火劫难存下来的部分图书合并一处，一起运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城村，在那里的一个土坡上恢复建立了中央图书馆，对外称“工校图书馆”，1949年上半年又随中央机关进驻北京香山，搬至双清别墅东北约一里多的“小白楼，直属中宣部领，于光远同志担任主任。随着马志光、朱富荣等曾经在天津市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的同志调入和环境等条件的逐步改善，中央图书馆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在规范化的轨道上进一步迈进。开国大典之后，中央图书馆进入北京市区，1951年改称中央宣传部图书馆。

　　建国以后，由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的需要，经有关领导批准中宣部图书馆将馆藏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笔批注过的图书转交给他们保存，以供陈列展览。其它盖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藏书章和延安时期各图书馆馆藏章或同志签名的图书，至今仍在馆内作为珍贵文献保存。其中党创建以来的主要报刊陆续交由中央档案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影印出版。这些珍贵文献，为建国后出版《选集》等经典著作的注释，中央各部门起草文件、研究党史、编写领导人的文集、回忆录或传记，提供了大量可靠详实的历史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