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合作的热情：一位跨界科学家的奇妙历程》：还原世界顶尖学者的智识人生”
来源：hthcom下载 发布时间：2026-09-14 11:02:31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以博弈论而著名，受两任美国总统接见，获有“美国科学界最高成就与学术领导力荣誉”之称的国家科学奖章。其著作《合作的进化》被理查德·道金斯誉为“有资格取代《圣经》”。他的自传《合作的热情：一位跨界科学家的奇妙历程》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不是一部单纯回顾个人经历的自传，而更像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思考过程。作者从早年的学习和研究讲起，慢慢地过渡到如何提出问题、设计研究，再到如何与不相同的领域的学者合作。这是一部成长自述，还原世界顶尖学者的智识人生。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荣休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政治科学家、行为分析学家及博弈论专家。他以合作演化领域的研究闻名于世，是把计算机模型运用到社会科学问题领域的权威学者，所获荣誉包括麦克阿瑟奖，以及素有“美国科学界最高成就与学术领导力荣誉”之称的国家科学奖章，著有《合作的进化》《合作的复杂性》等。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上海市AI与社会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等职。主要是做网络安全与新兴技术治理研究，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曾作为“中美网络安全政府专家组”成员参加中美网络安全谈判相关工作。现任国际网络军事稳定圆桌论坛（RMCS）中方联合主席。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1943—）是近五十年来学界声誉卓著、研究视野极为广博的学者之一，其著作《合作的进化》被理查德·道金斯誉为“有资格取代《圣经》”。
阿克塞尔罗德早在高中时期便因科研潜质出众获肯尼迪总统接见表彰。此后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投身于跨领域合作，合作对象涵盖商学院学者、国际关系研究者、政治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乃至进化生物学家与癌症研究人员。五十年后，他凭借卓越的科研成就与学术领导力，获奥巴马总统颁发国家科学奖章，其研究成果更被视作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标杆。
本书是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自传作品，不仅记述了其围绕合作展开的多元探索，更展现了其直面研究挫折、突破困境的过程，以及在探寻合作实现路径、获得全新认知时的欣喜与收获。透过本书，读者得以看到阿克塞尔罗德的学术研究与现实实践彼此滋养、相互成就，也能真切体会到，合作的空间与可能远比人们普遍认知的更为广阔。
鲍勃·阿克塞尔罗德是其同辈中极具创造力与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在他有所耕耘乃至开拓奠基的诸多领域内，几乎所有重要学术奖项均被他收入囊中。这部自传以独树一帜的内在视角，为我们展现了这位卓越学者的思想运转轨迹。
——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教授的著作是中国国际政治学领域沿用至今的经典教材。他的学术成果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意义深远，譬如让政策界深刻意识到，并非所有竞争关系都必然陷入零和博弈。
翻开鲍勃·阿克塞尔罗德的自传，你首先会想，若能结识其人，必定十分欣赏他；继而会感慨，与他交谈，定然妙趣横生。五十年的相识相知，印证了这两种感受皆真切不虚。读者翻开此书，定会读到一部卓然不凡、温润动人且毫无距离感的作品。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是一位在多个学科之间自由穿行的学者。通常人们把他归入政治学或国际关系领域，但如果只用这样的标签来界定他，则很难体现出他工作的真正特点。他的学术生涯有着一段极具象征意义的开端：1961年，年仅17岁的他作为全美40位最具潜力的青年科学家之一，入选西屋科学天才奖，在白宫受到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接见。正是这次经历，以及次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让这位原本主修数学的年轻人将目光转向了国际关系领域，开始思考那个贯穿他一生的核心问题：在一个充满竞争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合作为什么能够出现，又如何得以持续。
围绕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不仅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还不断尝试把这些理论用于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他的研究跨越政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进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也因此在学术界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全世界内的最高级别认可：1985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次年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对于一位主要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极为罕见；1987年，他获得了素有“天才奖”之称的麦克阿瑟奖，成为为期五年的麦克阿瑟研究员； 1990年，他荣获美国国家科学院设立的首届“与预防核战争相关的行为研究奖”，以表彰他在和平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此后，他的学术声望持续攀升：2006—2007年，他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成为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2013年，他斩获了被誉为“政治学诺贝尔奖”的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2014年11月，时隔半个多世纪，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白宫东厅亲自为他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这是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而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政治科学家。
很多读者最早是通过他关于“合作演化”的研究认识他的。在那些研究中，他通过模拟多次重复的博弈情境，分析不同策略之间的互动效果。他组织过一个很有影响的实验，让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设计策略参与竞争，看看在长期互动中哪一种策略表现最好。结果出人意料，最成功的策略并不复杂，而是一个被称为“一报还一报”的简单规则。这个策略的特点是先选择合作，然后根据对方的行为作出回应。如果对方合作，就继续合作；如果对方背叛，则进行回应；但一旦对方恢复合作，也愿意重新合作。这个策略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在实验中表现良好，更因为它揭示了一种可以推广的思路，也就是合作并不一定依赖道德约束，而能够最终靠合理的互动规则逐渐形成。
在进一步理解这一策略时，不难发现它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它能够在所有情况下都带来最优结果，而是因为它在大多数互动环境中都能维持一种稳定的预期。它不会首先破坏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为合作提供了一个起点；它会对背叛进行回应，从而避免被长期利用；它在对方恢复合作时也愿意回到合作状态，从而防止冲突一直在升级。这种在合作与惩罚之间保持平衡的方式，使得它在复杂互动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换句话说，它并不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强调在长期互动中的稳定收益。
本书记录的，正是这些思想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它不是一部单纯回顾个人经历的自传，而更像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思考过程。作者从早年的学习和研究讲起，慢慢地过渡到如何提出问题、设计研究，再到如何与不相同的领域的学者合作。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能够正常的看到他如何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路径，也能够正常的看到不同学科之间是如何发生连接的。书中有不少内容都与现实问题紧密关联，例如核战略中的相互威慑、生物安全中的国际合作，以及互联网空间中的行为规范等。这样一些问题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在他的分析中，都可以放在同一种逻辑框架下理解，也就是在反复互动中，行为体如何调整策略，从而使合作成为一种可持续的选择。
在核战略问题上，合作往往表现为在相互不信任的情况下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各方虽然具备相互破坏的能力，但如果持续采取对抗性策略，最终的结果可能对所有人都不利。因此，如何通过可预期的行为模式来降低误判风险，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在网络安全领域，合作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因为参与者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企业和个人，互动结构更多样。在这些不同情境中，虽然具体机制不同，但核心问题依然可以归结为如何在重复互动中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阅读和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是作者从始至终坚持一种较为稳定的思路。他并不是在不同阶段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而是围绕同一个问题不断深化。从早期的理论模型，到后来的现实应用，再到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能够正常的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线索。这种持续性使得他的研究既具有积累性，也具有扩展性。很多时候，学术研究容易在不同阶段出现方向上的跳跃，但在本书中，能够正常的看到一种相对连续的推进方式，这对于理解一个学者如何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是有帮助的。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他对于跨领域合作的重视。他并没有把学科边界当作限制，而是把它当作可以跨越的条件。在很多关键的研究阶段，他都会主动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合作，例如与计算机科学家一起进行模拟实验，与生物学或物理学背景的研究者讨论复杂系统问题。这种合作不仅帮助他拓展了研究方法，也使他的理论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某种程度上，他本人所实践的这种跨学科合作，也正是他所研究的“合作”问题在学术领域中的体现。这种跨领域合作并不是简单的分工，往往需要在不同知识体系之间进行协调。例如，不同学科对于问题的定义方式、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都有几率存在差异。如果缺乏有效沟通，非常容易造成合作流于形式。而在作者的实践中，能够正常的看到他通过不断交流，逐渐形成一种共同语言，从而使不同背景的研究者能够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合作。这种能力并不是通过单一训练就能够得到的，而是在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在与他的直接交往中，这种对合作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得很具体。晚年他将网络安全视为自己最后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试图将早年关于合作演化的思考延伸到这一高度复杂的新领域。他曾受邀来到上海，参加由我组织的互联网空间稳定国际会议。这次会议邀请到了多位中美两国网络安全领域的高层官员和知名学者。虽然是中美网络对话会议，但是会议期间还发生了美国国防部官员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围绕网络威慑是否可行开展的激烈争论。阿克塞尔罗德与我在这场景中相视一笑。会下，我们二人讨论到，如果美国内部就网络安全达成共识都如此困难，何况在中美之间推动合作。在会议期间，我们有多次较为深入的交流，围绕如何在高度竞争与不信任的背景下，推动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形成某种最低程度的合作机制展开讨论。他的思路依然延续其一贯风格，即从互动结构入手，强调在重复博弈中建立可预期行为的重要性，而不是单纯依赖短期政策安排。
我们之间围绕网络安全的讨论并不仅限于一次会议。2020年我在华盛顿特区访学期间，他专程从密歇根飞来，我们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办公室里围绕中美网络安全合作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从理论模型谈到现实政策，再从具体机制延伸到更宏观的国际关系结构。这种讨论并没有严格的议程，而更像是一种持续展开的思考过程。直到傍晚，我们一起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步行前往杜邦圆环地铁站，讨论仍在继续。从合作的基本逻辑，到互联网空间中信号传递与误判的问题，再到不同制度背景下合作机制的可行性，话题不断延伸。这段经历对我个人影响很大，因为能直接感受到他如何在具体问题中运用其理论思路，也能够正常的看到他在面对复杂现实问题时所保持的那种耐心与开放态度。对于当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阿克塞尔罗德的学术道路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许多成熟学科中，既有理论框架已经高度完备，边际创新空间正在收缩。如果仍然沿着既有路径推进，往往只能在细节上修补，而难以形成具有解释力与影响力的新知识。新的突破，既来自中国自身快速变化的实践，更来自对复杂问题的重新界定，而这种界定往往发生在学科边界之外。
阿克塞尔罗德的贡献，首先不在于他提出了某一个具体理论，而在于他改变了问题的进入方式。他没有在既有理论内部反复打磨，而是围绕“合作何以可能”这一基础问题，引入计算机模拟、演化分析等方法，将原本分散在政治学、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中的研究路径整合在一起。这种问题导向的跨界整合，使他能够在一个看似经典的问题上，开辟出新的研究空间。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跨学科停留在方法层面，而是将其落实为一种持续的合作实践。从其经历来看，他一方面与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行动者保持密切互动，直接面对现实冲突与治理困境，思考合作的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与核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网络安全专家展开深入合作，在不同问题场景中检验与修正其理论框架。这种在现实问题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往返，使其研究既具有解释力，也具备外溢性。
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影响了国际关系与社会科学领域，还进入自然科学的核心期刊体系。例如，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Science）等顶级刊物。这一点本身就说明，其研究已经超越单一学科的评价标准，而进入更为综合的知识生产体系。对于长期以来以学科划分为主导的知识结构而言，这种路径有着非常明显的示范意义。
对中国而言，这一经验的关键不在于简单模仿某种研究方法，而在于重新理解知识生产的组织方式。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不仅是对既有理论的本土化，更是对问题本身的再界定。在这一过程中，跨学科并不是附加选项，而是必要条件。只有在不同知识体系之间建立稳定的互动机制，才能在复杂问题上形成具有原创性的解释框架。
因此，阿克塞尔罗德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关于合作的理论，更是一种关于怎么样开展研究的实践路径。这一路径强调问题导向、方法开放以及持续合作，其核心在于打破学科壁垒，将知识生产重新嵌入现实问题之中。对于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学术体系而言，这种路径的意义远超某一具体理论本身。
最后，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获得的启发不仅来自一位学者的研究经历，也来自其背后所体现的思考方式。这种启发既关乎如何理解复杂问题，也延伸到更为日常的层面。作为一名同样致力于跨学科研究的青年研究人员，这种思考带来某一些程度的澄清对我很重要。作为一名孩子尚在小学阶段的家长，我也不免从中反思如何激发兴趣、引导其逐步形成理解世界与面对问题的基本方式。阿克塞尔罗德的成长经历、学术生涯是一个极好的榜样。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一生理论探索的总结，更体现在其所传递的对合作持之以恒的基本态度，以及对跨学科、跨领域合作所建立的坚定信念。